专访范恒山：5%左右的经济增速，有难度、有信心、能达到、需努力
疫情，绵延三年，没有预料到；俄乌冲突也没有预料到。这些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存在，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文/邵轩岚 金砖财经 《中国房地产金融》总编辑
有人测算，如果想要实现2025及2035年的目标，则从2021年开始的5年及15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需要5%左右。结合近两年情形看，难度是不是更大了？“我的总体看法是4句话，12个字：有难度、有信心、能达到、需努力”，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日前接受《金砖财经》专访时表示。
范恒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给人的印象是儒雅，严谨，务实而博学，视野开阔，格局宏大，有相当丰富的从政履历。历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综合司司长；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兼任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范恒山身上有着一代学者的风骨，极富洞察力。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尤其是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文稿的撰写，提出了许多重要政策建议。被多所著名院校、研究单位聘为兼职教授、研究员。
在范恒山看来，消费增长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仍然要把消费增长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房地产还有很大的空间，乡村振兴的力量在城市。中西部如何学习江浙经验？“有为的政府”很重要。营商环境建设要“壮信心”，要多给企业家精神激励，“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一定要成为共和国的英雄，要给他们一些荣誉”，范恒山说。以下为采访实录：
《金砖财经》：范老师，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有人测算，如果想要实现2025及2035年的目标，则从2021年开始的5年及15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需要5%左右，结合这两年的情形看，您觉得这个难度是不是正变得越来越大？
范恒山：我的总体看法是4句话，12个字：有难度、有信心、能达到、需努力。
先说“有难度”。为什么？有几个理由。第一个难度，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讲，我们的基数在不断增大，增速逐渐下降是规律。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14.4万亿元。从2013年到2021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6%。相对于前些年9.5%以上的平均增长，这个速度是降下来了。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数越来越大，现在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原来增长两、三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第二个难度，国家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难度明显提升。十九大明确提出，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前一些地方把增长速度放在了第一位，往往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这种“釜底抽薪”、“竭泽而渔”的模式难以为继。现在的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要求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结构、规模、效益、速度、安全等的有机统一，为此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难度自然而然加大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成为发展的核心要求，这也增加了促进经济增长的难度。
第三个难度，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过去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很多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意料，比如疫情，绵延三年，没有预料到；俄乌冲突发展到这个状况，绝大部分人也没有预料到。从国内看，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也会存在着一些不可知的状况。这种不确定难以预料的因素会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影响。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回溯一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轨迹能看到，越往前走难度会越大。10年来的平均增速并不低，但总体趋势是在往低处走。2012年是7.9%，2013年7.8%，2014年7.3%， 2015年6.9%。2016年是6.7%，2017年有所反弹达6.8%，2018年为6.6%。受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激烈贸易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19年下降到6.1%。2020年初发生严重的新冠疫情，当年增长只有2.3%，由于基数较低，2021年达8.1%，但2020年与2021年两年平均只增长了5.1%，又降了一个等次。2022年形势更加严峻，估计增长也就在3%到4%之间了。所以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不可低估。
再说“有信心”。无论是从逻辑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我们对未来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水平都应充满信心。
从逻辑上看，尽管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是下行的，但除非有极为特殊的情况，这种下行不会是直线型或峭壁型的，过去10年我们达到了平均增长6.6%的速度，只要正常运作，未来5-10年或更长一点经济平均增速达到5%以上是符合规律的。
从实践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面临的困难不少，突发性事件也很多，包括1989年后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施的制裁、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美国不时在经贸关系和其它层面对我的打压围堵，非典疫情等等，但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让一些不怀好意断言中国经济崩溃的人大失所望。实践表明，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各种各样的困难是必然存在的，一些大的因素会对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发生较大的影响，但从长周期看，经济增长仍会保持一定的水平。
其三说“能达到”。我们说中国经济有长期向好这样一个基本面，我们对未来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水平抱有信心，源于我们有一套颇具效力的体制机制作支撑，源于有基于实际的灵活机动的良好做法。或者说有长、中、短三个方面的因素作支撑。
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是两点，即庞大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庞大的市场”是14亿多人支撑的市场。这个市场不是虚的，它涉及到庞大的需求与供给，能够产生庞大的发展能量。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填平补齐”。我国地区间、城乡间和人群间发展差距很大，促进平衡协调发展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二是“取代替换”。无论是关键核心技术，还是普通商品，仍有相当比重依赖国外，对之的不断替代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三是“转换升级”。从温饱到全面小康再到基本现代化，每一个阶段的转换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我们还有一个“有为的政府”，这是我们优越于美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要讲搞市场经济，从一般角度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比我们成熟。当然我们有自已的特色，从实际看，虽然搞了几十年的时间，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统一开放、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足。但这些年我们为什么发展很快，与美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就是因为我们多了一个“有为的政府”，从一定程度上说，“有为的政府”是中国独有的。在政府的作为中，有操作不规范的问题，有越位的问题，也有缺位的问题，但这都是次要的方面，从主要方面看，各级政府还是理性的，富有效率的，有了这么一个机制，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关键时期推动经济发展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支撑。
中期因素是什么？是围绕经济转型、市场开拓、民生改善等，相继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这些战略涉及面广，带动力强，往往对5到10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类战略很多，比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创新驱动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制造强国战略、交通强国战略、健康中国战略、数字中国战略等等。每一个战略的实施都会带来巨大的发展能量。
短期因素是什么？是各级政府围绕化解现实突出矛盾，实现年度与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典型的做法是及时运用政策杠杆进行宏观调控或经济调节，所谓“见招拆招”、“对症下药”，包括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矫偏纠错，促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些年诞生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如相机调控、区间调控、跨周期调控、逆周期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等等。我们看到，每临关键时刻，每遇关键问题，中央都及时召开一些重要的会议，包括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有人大政协“两会”、一些专题会议等等，及时研究分析形势，制定对策，非常管用。
“有为的政府”好处就在于见事快、效率高。这同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是抗险救灾，还是搞基本建设，西方国家的效率都比较低， 一个大一点的工程要拖很多年才能完成。
最后我们强调“需努力”。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便我们有一系列有利因素，还需要通过扎实的工作把这些有利因素发挥出来。所以要实现较好的增长目标，不论是5%也好，5.5%也好，都需要开拓进取，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马虎。有了正确的思路，有了科学的举措，又有了扎实的行动，就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
《金砖财经》：疫情三年，出口的强势有效弥补了我国内需的羸弱。然而，目前出口已快速落入负增长区间，未来靠什么来支撑中国经济？本轮疫情之下，消费刺激可能是迄今最难解决的问题。在当前收入出现下滑、储蓄类消耗较大的背景下，如何刺激居民消费？
范恒山：从长周期来看，经济增长是投资、消费和外贸“三驾马车”共同作用的结果。应该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发展速度，三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同时期所体现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
我参考了一下统计局和有关部门过去的一些分析，大概从1978年开始到近几年“三驾马车”对国家GDP增长的影响体现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到198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快速提升。1978年之前是勒紧裤带搞发展，消费增长不快。1978年以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得到调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快速提升，投资贡献率波动比较大。进出口热当时还比较少，对经济增长贡献基本是负的。
第二个阶段是1985年到1995年，10年间三者对GDP的贡献可以说是此起彼伏，没有一个太固定的规律，波动比较大。
第三个阶段是1995年到2009年。投资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消费相对趋稳，同期进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少。
第四个阶段是2009年至现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波动下降状态，消费则在波动中上升，进出口总体保持平稳态势。2018年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但由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稳外贸”的措施，包括深化开放、拓展多元市场等，进出口增长幅度不降反升；对美的贸易顺差也超常规的扩大，对支撑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即便在疫情肆虐导致一系列不良状态的情况下，这方面的拓展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今年10月出现一个新情况，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9%。用人民币计算是增长的，但用美元计算则是下降的。10月进出口同比下降0.4%。出口同比下降0.3%，进口同比下降0.7%，这是2020年以来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首次负增长，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今年前10个月进出口总体还是不错的，10月份出现的波动不意味着全局发生了改变。美国发动贸易战以后，中国出口的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东盟是第一，欧盟下降为第二位，美国变成第三位。10月份的波动主要体现为对欧美出口的下降，特别是对美国出口连续两个月出现负增长。从目前看，短期因素较重，跟居民囤积、欧美经济衰退有关，还不能认为是一种长期态势。
“三驾马车”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直接，可谓立竿见影、一抓就灵。外贸是与广阔的国际市场相联系的，市场空间难以估量，跟国际环境变化相关，也与我们开放的深度与从事经贸活动的方式相关。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生产的目的与人的实际需求和美好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消费的增长体现着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体现着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断满足。所以，要重视扩大消费，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从近10年的情况看，消费率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状态，2012年是54.9%，2015年达到59.7%，2016年为66.5%，2017年为57.6%，2018年则达到76.2%，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这几年最终消费率有所下降，但没有改变消费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这个状态。
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各个角度看，都要把促进消费增长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2万美元。又处于转型提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消费潜力很大，关键要把它激发出来。
这涉及到很多方面，至少可以从六个方面努力。一是提高收入水平增消费。一般的说收入增长消费也就会相应增长，要努力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这里面有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有分好蛋糕的问题。我国有很大一个比重的劳动者收入很低，要通过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等方面的关系，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二是提升供给水平扩消费。供给与需求是相互促进的，供给充分且质量优良，就能激起强大的购买力。我国工业体系完整，产品产量大，有220多种产品居世界第一，但总体质量还需要提高，我们的品牌产品、名牌产品还比较少，国内消费者出境购买的产品的量仍然很大。供给质量提升后，大部分在国外的消费就会回流到国内来。
三是提高服务水平促消费。服务方式一变，消费就能有效增长，有时候消费者需要的就是一个好的态度，或者一个便捷的服务。
四是优化政策激消费。打破地区垄断，建立开放统一的市场，排除市场堵点，增进经济循环，都可以促进消费。还有降低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税收，结合兴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全国多建一些免税店，都会大幅激活消费。
五是改善条件诱消费。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方便消费，从而诱导消费，电子商务、网上买卖在这一次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展示，我们应不断拓展完善提升。另外还要提供一些新的消费载体和场景。比如拓展博物馆消费等。还要增强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服务，改善营销手段，增加消费的仪式感、存在感、幸福感；还要发展多种形式的消费经济，比如夜经济、地摊经济等。
六是优化环境活消费。比如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建设市场信用体系、打击坑蒙欺诈行为等等，还有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等等。
《金砖财经》：如何看房地产行业的前景与空间？如何使乡村振兴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范恒山：我觉得目前房地产发展总体上还是健康的。近些年房地产行业处在调整过程中，过去积累的一些问题正在逐步消化。过去在房地产发展方面有一些偏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过分看重房地产的作用，很多方面都依赖于房地产，许多地方的政府把GDP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城市环境改造等都寄托在发展房地产行业上；第二个是房地产行业投机活动甚嚣尘上，房地产企业消费者、银行“两头吃”，玩“空手道”，搞无本求利。这带来了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经济脱实向虚、房地产企业大量套贷等一系列问题。有一段时间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唱双簧戏，通过推高房地产价格使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房地产企业根本不重视企业的制度建设和企业家素质的提升。政策一调整，问题就出现了，一些房地产企业倒闭或经营困难，一些银行则出现了大量的房地产呆坏帐。
2015年后，中央实施了“房住不炒”、分城施策等政策，逐渐把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推到作健康运行的轨道上。房地产企业需要脱胎换骨，提升素质，不能靠投机活命。我们不能否定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贡献，特别是在解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打造城市优美格局等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但房地产行业毕竟不像制造业那样重要，把主要精力放置其上，并不利于整体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说到房地产发展的空间，我认为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空间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增加、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转为市民人数的增多、新生代年轻人更多进入创业发展时期等因素，都会对房地产产生一些刚性需求。另外城市中还有一些改善性的需求。如果考虑到因城施策的效果，还会不断释放出一些住房需求来。
第二个空间是，房地产和其他产业的融合，这叫做“结合开天地”。比如搞大健康、综合性养老，文化旅游，绿色田园经济等等，还有城市的一些综合体，直接的看并不是房地产，但实际上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另外，旧城改造的空间实际上也很大，只是存在着拆不动或没有钱的问题。
第三个空间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所赋予的发展机会。国家战略会推动一系列工程项目建设，从而把一些比较冷的地区推成了热点地区，在这些地方，房地产发展是有新的空间的。
谈到乡村振兴，这是一个大课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难点在农村，乡村不振兴，全面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推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每年出台的一号文件也都对乡村振兴做了部署，另外还专门制定了《乡村振兴促进法》。
关于乡村振兴我总的看法是，光靠农村自身的力量难以达到目的，关键还在于城乡联动、城乡融合，以城带乡、以工助农。“一起帮农”是前提。具体的说，有这样三句话：
第一句话，“困难在农村，解决困难的的主要力量在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城市集聚了最好的生产要素和优质资源，城市的发展能量很大。要切实加大城市对乡村的支持力度。
根本的途径是城乡融合，应一体化制定城乡发展规划，而不仅仅只是做城市的规划，基础设施、产业体系、体制建设、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乃至科技创新、精神文明建设等等，都要一体规划一体建设，真正把乡村建设同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句，“富裕农村必须减少农民”。要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每个人都消磨在一亩三分地上，靠这样一种小生产经营模式，是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要通过大量的农民进城，为农村规模经营、现代化经营创造条件。让少数人留在农村办产业。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民减少以后就可以通过集体土地与宅基地等的“三权分置”改革，为农村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城市的许多企业就能够进入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同时把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技术手段、运作平台等引入到农村，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假以时间，乡村振兴的目的就达到了。
第三句，“乡村要振兴，城乡要平等”。乡村有的是资源，问题在于大量的乡村资源以无偿和低偿的形式流入了城市。乡村和城市实行的是两套规则，是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农民在各方面与城市都有差别。发展机会不平等、人生权利也不平等。农村的建设用地不能有效进入市场交易；农民卖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其价格是受控制的。除了不能同等享受一般的公共服务之外，农民的人身权利与城市居民的人身权利差距也很大。如果同在一个车上因交通事故被摔伤，补偿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推进城乡融合要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必须保障农村人跟城市人一样的发展机会和平等的权利。乡村振兴不是没有条件，是被很多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给限制了。
《金砖财经》：近年来，江浙地区在各方面发展都很快，中西部部分地区也在尝试学习江浙经验，通过引进江浙地区的官员来提升本地城市治理能力、优化投融资环境，但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举债乱象，让人深思。您能否谈谈江浙地区取得成功的真正经验，中西部地区需要从哪些方面更好地学习江浙经验？
范恒山：前面讲到过，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有韧性与可持续性，关键在于有一套特殊的体制机制做支撑，核心一是庞大的市场和有效的市场机制，另一是“有为的政府”，“有为的政府”对这些年中国的快速发展、缩小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差距起了重要作用。
“有为的政府”靠什么？靠一批优秀的干部。干部的素质又主要体现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过去几十年来，长三角发展快速，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高地，跟拥有一茬又一茬高素质的干部是密切相关的。
干部有能力是基础，但发挥出卓越的能力，不仅靠一般的知识基础，还必须要熟练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各个地区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基础和优势，自然也会有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能搞“一刀切”，不能简单照搬照套。
一个优秀的干部到地方去工作，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真正摸清楚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然后对症下药。江浙的经验很好，但并不一定适应别的地方。正因为此，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不能仅凭一身本领，满腹才华和一腔热情，重要的是深入调研，依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提出操作路径和政策举措。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情况不同，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情况也各个有别。江浙地区的干部如果到中西部地区去工作，就需要根据所在地区的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灵活施策，不能把江浙经验简单的搬过去，好的思路和做法也要适应当地的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否则就会水土不服。
至于说江浙为什么发展得好，有什么经验，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点：第一个是开拓创新。江浙地区的人们思想解放，头脑灵活，极富开拓和创新精神。
第二个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就利用什么条件，可以干什么就干什么，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一些地方的创业者们并没有搞什么宏大的工程，绝大部分都是从小事做起，比如纽扣、皮带、布鞋、衣服这类东西，逐渐就做成了品牌、干出了大事。
第三个是以问题为导向。了解基本的需求是什么？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把它们作为工作的导向，决策的依据，一抓到底。
第四个是真抓实干。不挑挑捡捡，无论大事小事都认真踏实的干好，能吃得起苦受得起累。
还有一个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善于处理内外关系，不断优化市场环境，努力为自已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江浙地区普遍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浙江在这方面推出了不少一些创新性举措，比如，“最多跑一次”等，愿意到江浙地区投资创业的人就比较多。
《金砖财经》：近年来，不少地方扎堆发展新能源、半导体产业、芯片等硬科技行业。您能否就此谈谈当前部分地方在推动硬科技行业发展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才能避免各地区不切实际的一哄而上？站在投资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地方政府项目引进时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重视？
范恒山：各个地方你追我赶、争先恐后“争着干、比着干”，呈现出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局面，这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向好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要指出的是，在“争着干、比着干”的氛围下，把握不好也会产生一些不良状态和严重问题。
比如各自为政、地区封锁，防碍统一大市场的建立，防碍资源要素的顺畅流动，防碍经济的良性循环，会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复建设，影响产业的优化升级，经济动能的有效转换。在激烈竞争状态下会导致资源分散、能力不足，使一些重大的事情办起来力不从心，结果是前功尽弃、劳民伤财。
发展新能源是国家提倡的，涉及到绿色发展，应该搞。半导体产业、高端芯片等，是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一定搞并且要搞好的。但是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条件搞？有条件的地方是不是能够凭自己一已之力就可以搞定？这需要认真考量。许多“卡脖子”的技术，举全国之力搞都有不小的困难，如果各个地方一哄而上，分散的搞，是很难有光明前景的。
在这些方面，我认为要把这样几点：第一，无论发展什么，都要考虑自已的能力和条件，不要好大喜功，不要见高就攀、见新就上。第二，对大家都需要发展的关键领域，要坚持合作联动，建立协同创新体系，特别是科技方面的协同创新体系，聚力攻关、大家受益。第三，合理定位，把自己作为整个产业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把它做强做优做大。第四，为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也为了克服能力上的不足，地区之间可以联合起来，发展某些重要的先进产业集群，并建立适宜的利益分享机制，实现GDP、税收、关键核心技术等的共享。第五，集中力量做强做大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一个地区的发展捷径，发展比较优势就是错位发展，也是特色发展，这样的发展能够避免与外部的激烈竞争带来的伤害。追求发展，一定要考虑到自身的能力和潜力，自已有多少资源、能够集聚多少资源，这都是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必须把握的。
谈到地方政府对项目的引进，有两点特别要重视：第一，不要饥不择食，要挑选自己适合的菜。符合自己的区情，驾驭得住，有相应的基础条件作支撑。第二，有能力做强做大，不能光图面子上好看，过一段时间力不从心就束之高阁，成了一盘废菜。
地方主要领导干部任期过短是一个长时期存在的问题，加之政绩观不科学，很容易导致短期行为。有的为了追求短期政绩盲目引进项目，不少引进后变成了烂摊子。为了保障引进项目的持续发展，应当建立责任机制，对相关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进行必要的责任追究。
《金砖财经》：您曾提及，创新体现着有强烈的“追补效应”，在体现强烈的嫌贫爱富色彩的同时，会形成对优者积极“投怀送抱”，对劣者主动“落井下石”，这个论述特别深刻。放在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创新，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认知？
范恒山：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对国家是如此，对地区是如此，对企业是如此，对产品和服务也是如此。
从国家角度看。目前美国仍然处于创新的高地，全世界的人才和其它创新资源都往他那边涌。这相当于全世界都在给他培养人才和输送资源。一些落后的国家最需要人才和资源，但由于处于发展的低洼地，最后是外部的人才和资源引不进来，自己的培养的人才和拥有的资源也留不住。其结果就是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
从地区角度看。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处于发展的高地，营商环境也比一般地区优良的多，所以国内的人才和资源都往那边走。相对来说，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创新资源就比较短缺，有一段时间还出现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问题。
从企业角度看。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发展好的都容易招揽到高端人才，那些名牌大学的优等生纷纷往那里涌，这样的企业无疑创新能力强，而越是这样，也就越容易获得新的创新资源。
从产品和服务角度看。产品越符合市场理念，越体现时代特征和时尚，产品的质量越好就越受消费都青睐和追捧。
所以我认为，创新会形成一种追补效应。一旦处于创新低处，你拥有的创新资源就会大量流出；而立于创新高地时，很多创新资源就自动朝你涌流过来。
用专业术语说，是承受着“马太效应”和“乘数效应”的叠加影响。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而所谓“乘数效应”，则是说对创新好的和创新差的国家和地区，也分别从好的和差的方向产生连锁反应和放大效应，迅速拉大差距。这样一种认识给予我们启示是，不进则退、退则必衰，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创新，必须大力推进创新。
《金砖财经》：民间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也是提升投资质量、增强投资活力的关键力量。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持续低于整体投资增速，前3季度仅增长2%。在您看来，如何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范恒山：民间投资问题与民营经济发展紧密相联。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的能量。
国家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大政方针是稳定的。几十年来一直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上对发展非公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时不时有一些杂音，也曾引起过或大或小的波澜，但国家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大政方针没有出现过摇摆。不能把社会上的某些议论当成国家和政府的态度，也不能把对某些违法违规的民营企业的处置看作是政策的变化。当然，应当不断重申和阐述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社会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人们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心。
大政方针没有变化。关键是搞好具体操作。要按照“鼓励、支持、引导”的要求抓好“两头”。
一头是抓国家鼓励支持政策的落实，解决好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民间投资不足，涉及到信心问题、市场问题、平台问题、资金问题等多个方面，要分清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过去的一些年，国家就发展民营经济、激活民间投资发了不少文件，我们常把它们概括成多少多少条。可以说对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总体上考虑的比较周全，提出的对策也比较完整，但从实践看落实的不够全面和扎实，存在着“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的问题。深入分析，这里面有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贯彻不力的问题，也有民营经济本身的问题，比如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就跟一些民营企业的信誉度不高、存在欺蒙坑骗、逃废债务的行为相关，不仅有些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不愿为其融资，民营企业之间融资也很困难。
所以，还有一头就是抓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从企业制度、治理结构、信用关系、企业家素质等各方面着力，使民营企业成为具有市场经济特质的真正的现代企业，使民营企业家成为具有业务本领和社会情怀的真正的企业家。要认识到引导与鼓励、支持同等重要，都是为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做优做强做大，不要把引导误认为是打压民营经济。
当前激活民间投资，几个方面都要抓，首先还是要完善相关基础制度建设，给投资者树立信心。如进一步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的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经营权益，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完善公平服务体制，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发展的政策；等等。
二是要系统梳理当前民间投资存在的具体困难，从实际出发，加以化解。最近，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讲了“21条”，很有针对性，关键在于一条一条抓落实。
三是要推动民营企业及其投资者提高决策水平、经营能力和道德水准。包括强化契约关系、信用素质、国家情怀、社会责任等。
《金砖财经》：中央强调，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对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您认为在政策与制度建设方面还可以有哪些作为？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有何建议？
范恒山：营商环境优化有多重要？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一个地区的发展“短期靠项目、中期靠政策、长期靠环境”。这些年，中央高度重视、地方积极行动，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按世界银行的排名，已从2013年的96位提升到 31位。营商环境的确发生了质的转变，大家都能从实践中感受到，但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做“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营商环境建设要与时俱进，不断的盯住问题加以优化和改进。
第一，从抓手看，应由一般性改革向深层改革挺进。“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直接抓手，但目前大部分地方还止于较浅的层次，主要着力点集中在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方式、缩短审批时间等方面，但这不够，不把根本性制度建设抓好，这些方面都会出现反弹，要使这些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需要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牵引，顺藤摸瓜，找到体制根源，通过创新建立起良好的制度体系。
第二，从目的看，要从“给方便”上升到“给信心”。关键是按照即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要求，建立统一开放、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高水平市场体系。
营商环境建设一定要把握正确的导向，概括起来是三句话：第一句，政府管理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松”而在于“公”。不是说政府管理越松越好，而是要使我们的政策、法规、体制等体现出公开、公平、公正的特质。第二句，管理清单设计的重点不在于“少”而在于“准”。该管的少一项不行，不该管的多一项不行。第三句，政策措施制定的重点不在于“惠”而在于“信”。政策措施要有稳定性，有公信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营商环境要体现“三可”，即“可把握”“可依赖”“可预期”。
所谓“可把握”，就是所设置的各种要求、规则清晰明了，不模棱两可、不此同彼异，没有题外话，没有意中义，市场主体可以清晰地把握对错，不需要政府部门或第三方“答疑解惑”。所谓“可依赖”，就是市场主体除了遵守已经明确的要求和规制外，不需要去做其它工作，也没有其它路径可循。只要按程序办事，即可安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谓“可预期”，就是所设定的要求、规制稳定透明，前后一致，不朝令夕改，不春秋有异，新官要认旧账，换届不搞翻转。
要弘扬企业家精神，第一，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推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和提升企业家情怀。真正具有素质的企业家不仅要为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还要为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作贡献，国家情怀和社会责任是现代化企业和高素质企业家所具有的重要品质。
第二，要给企业家创造一个发挥聪明才智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让企业家肯干、敢干、苦干、持续干。体制和政策设计除了着眼于物质激励以外，还要强化精神激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缺一不可。要认识到物质激励的作用是有限的，所谓给一分钱出一分力，或者给多少钱干多少事。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要重视企业家道德素质建设，弘扬企业家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我以为像任正非这类企业家，一定要给足国家荣誉，这样的人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