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文魁：企业应力争以新通用技术的确定性，应对市场的和非市场的不确定性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文/邵轩岚 金砖财经《中国房地产金融》总编辑
“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若不稳住微观经营主体，如何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日前在接受《金砖财经》专访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现在有1.6亿个市场主体，包括五千多万户企业和一亿多个体工商户，“新增一户企业平均带动8-10个人的就业，即使是新增一户个体户也能带动两三个人的就业。这么多的微观经营主体的稳定存在，才使中国宏观经济大盘基本不坠”，张文魁表示。
张文魁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学术兴趣包括制度经济学、公司治理、公司金融，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机制等。相关研究对国家政策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的稳增长举措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到底在哪里？”，张文魁在《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一书中谈及，短期当然需要优化疫情管控措施，但应该有更长期、更具根本性的政策，“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张文魁希望更多企业能够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数智化转型的确定性，来应对市场的和非市场的不确定性，“即使美联储加息达到5%，人民币贬值压力仍然可控”，张文魁对记者表示。以下为采访实录：
《金砖财经》：所长，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当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战争等多重因素叠加，诸多不确性因素扰动可能常态化，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可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能否分享一些您在应对不确定性时的思考以及建议？
张文魁：需要重点提示一下，二十大对我国发展环境的判断与十六大到十九大相比有了重大变化。十六大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强调，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八大提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九大认识到，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二十大虽然提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但认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这很可能意味着，过去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了。对于许多企业来说，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不仅仅会面临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而且严峻和迷茫有可能成为阶段性常态。在这种场景中，许多企业可能需要寻求生存发展新哲学。企业的生存发展新哲学，必须同时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非市场的不确定性，包括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资本和金融政策的不确定性、监管的不确定性、国家间博弈的不确定性，等等。譬如，房地产企业就要努力应对政府监管变动和市场预期变化。
当然，正如二十大指出的那样，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数智化转型的浪潮方兴未艾，这个浪潮不但会带来很多商业机会，也会带来提升生产率、提高竞争力的契机。我认为，数字技术是新通用技术，所以希望更多企业力争以数字经济发展、数智化转型的确定性，来应对市场的和非市场的不确定性，尽管这无法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金砖财经》：在全球通胀高位运行、美联储带头连续加息的情况下，今年以来全球多国央行多次加息，这样的紧缩政策已经影响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您如何评估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和美国潜在的衰退风险对我国的外溢影响？您如何看待当前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张文魁：前面讲到的不确定性，就包括资本和金融政策的不确定性、国家间博弈的不确定性。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博弈到底会往猎鹿博弈的方向发展，还是会往斗鸡博弈的方向发展？相信许多人都很关注，而且这的确会对发展环境甚至企业经营决策产生影响。美国不但目前的经济总量大于我国，而且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远非人民币可比，所以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外溢效应远大于中国，并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相对其他许多国家而言，我国经济韧性和货币韧性比较强，人民币贬值压力是可控的。即使明年美联储加息的激进程度达到5%，人民币贬值压力仍然可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常性账户比较安全。尽管今年10月份我国出口有些低于预期，但经常性账户仍然是健康的，从我国的产业韧性来看，这种健康程度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维持。当然资本账户的不确定性要大一些，但我国有很多管控办法。
最值得关注的还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是美国、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到底会不会陷入明显的经济衰退，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对我国下一步经济增长会带来新的下行压力。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演变，以及国内经济形势走势，及时采取适当措施稳住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防止我国经济继续下行。
《金砖财经》：稳增长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重头戏。您在《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一书中详尽地梳理了稳增长的逻辑，您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在哪里，有哪些政策难题，良治在当前形势下的新内涵是什么？
张文魁：首先我想强调，就我国所处发展阶段而言，高质量发展一定是质和量的统一。二十大所讲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落实。2021年我国人均GDP只有一万二千多美元，要实现二十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目标，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怎么能做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是什么概念？我作了一些测算，大概会是三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需要稳增长。当然稳增长并不是纯粹为了要实现一个设定的2035年目标，也是为了实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去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5000多元，其中低收入组只有8300多元，而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基本是同步的，就是说没有较高的GDP增速也不会有较高的可支配收入增速。此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增加研发投入、教育投入、社保投入、生态投入，这些投入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作支撑，当然这些投入反过来又会促进可持续增长。
下一步的稳增长举措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到底在哪里？短期当然需要优化疫情管控措施，但应该有更长期、更具根本性的政策。这就是要着力打通供需双侧循环，这正是我在《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这本书中所阐述的内容之一。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其实很有针对性，就是针对我国供需双侧循环还不够通畅的现状而提出了思路。这个现状的主要症结，还是内需不够强劲，特别是消费需求比较疲弱。这实际上也表明，还需要进一步让人们更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此外，着力打通供需双侧循环还需要疏通供给侧的诸多堵点，主要就是要进一步放松管制、促进公平竞争。当前形势下的良治，在经济领域，如果没有放松管制和公平竞争，那从何谈起？
《金砖财经》：本轮疫情之下，消费刺激可能是迄今最难解决的问题。在当前收入出现下滑、储蓄类消耗较大的背景下，如何刺激居民消费？另外，近期供销社话题大热，您如何看？
张文魁：从短期看，消费可以刺激起来，从长期看，消费不是靠优惠政策而刺激起来的，也不是单靠消费渠道和购物方式的调整而刺激起来的。所以现在许多刺激消费的措施，包括一些地方发放消费券、实施税费优惠，都属于短期性刺激政策。网络购物等等则属于消费渠道和购物方式的变革，有其积极意义，但很难说单凭这个因素就能扩大消费总量，最近引起热议的供销社也是一个销售渠道，难道还会比电商和快递更有效率和覆盖率？
根本性的政策，还是应该一方面促进居民的高质量就业以增加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应该完善社保体系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与质量。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就业质量的提高，二十大报告也提到了这一点，而要得到实现，需要有很多精细化的配套政策，譬如如何提高中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同时又不能大搞那些形式主义且加重企业负担的强制培训，这些都需要通过精细化的工作才能得以推进。所以，那些比较难做的事情，其实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考试。
《金砖财经》：中国现在有1.6亿个市场主体，包括五千多万户企业和一亿多个体工商户。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基本盘的基石，只有把基本盘的基石激活，才能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您如何看？如何激活民间投资的活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恢复企业家信心，您有何建议？
张文魁：我更愿意从微观视角分析宏观经济。许多专家一说到宏观经济，就习惯于从宏观政策工具箱中去翻箱倒柜，其实翻来倒去也就是那些东西，而且那些工具的边际效果越来越低。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不稳住微观经营主体，如何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我国过去十年推行的商事制度改革，成效非常显著，就是微观经营主体扩容一倍以上，一户新增企业平均带动8-10个人的就业，即使新增一户个体户也能带动两三个人的就业，更遑论它们增加了多少供给、提供了多少创新。这么多的微观经营主体的稳定存在，才使中国宏观经济大盘基本不坠。但是目前，许多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比较困难，小微企业尤甚。这一方面与疫情有关，另一方面与预期不明有关。因此，除了要针对疫情管控采取一些缓和措施，让企业能够经营下去，还是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继续实行开放政策，保持与外部世界的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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